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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版权保护归属论形象权纠纷案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发表日期:2015-6-8
影视作品版权保护归属论形象权纠纷案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2013年,章金莱(艺名六小龄童)与蓝港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港公司)人格权纠纷案获终审宣判。该案中,原告章金莱诉称,被告蓝港公司在其推出的网络游戏“西游记”的官方网站及游戏中,使用了他在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所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并将游戏对外销售、牟利,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

影视作品版权保护归属论形象权纠纷案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


一、孙悟空形象案:肖像权V.形象权
2013年,章金莱(艺名六小龄童)与蓝港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港公司)人格权纠纷案获终审宣判。该案中,原告章金莱诉称,被告蓝港公司在其推出的网络游戏“西游记”的官方网站及游戏中,使用了他在1987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所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并将游戏对外销售、牟利,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章金莱塑造的孙悟空形象非其本人肖像,被告在网络游戏中使用孙悟空形象的行为不构成对章金莱本人肖像权的侵犯,章金莱亦不能举证证明其名誉受损,因此判决驳回章金莱的诉讼请求。章金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蓝港公司所使用的孙悟空形象,与章金莱饰演的“孙悟空”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观众能够立即分辨出蓝港公司所使用的“孙悟空”不是章金莱饰演的“孙悟空”,更不能通过该形象与章金莱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蓝港公司不构成侵犯章金莱的肖像权,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对自然人的“肖像权”做了扩大解释,认为肖像权人饰演的角色形象也应纳入广义的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具体理由是,自然人肖像中体现的精神和财产利益与其人格密不可分,一旦某一形象能够通过饰演反映人的体貌特征,并且在公众中建立该形象与自然人个人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时,该形象体现的尊严与价值应被视为该自然人肖像权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可以认为,二审判决是在我国法律缺乏对形象权明确保护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扩大肖像权的保护范围来保护现实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形象权保护的困境。
所谓“形象权”,是指将形象(包括真人的形象、虚构人的形象、创作出的人及动物形象、人体形象等)付诸商业性使用的权利。形象权保护的对象包括指向真实人物形象和虚构角色形象的各种形象元素,包括人物肖像、姓名、作品、具有人格属性的物品等,只要能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具有商业价值,就能成为形象权的对象。例如,“黄飞鸿”这个名字,指向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但将其用于商业用途时,其所代表的执着、刚毅、正直和不畏强暴就超越了字面本身的基本信息,既有指向特定产品或企业的识别功能,也具有打动受众、左右其购买欲望的促销功能。形象权发端于美国1953年的“海兰”案,并逐渐被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法院以判例形式所承认,但是英国、德国等并不承认形象权,我国在立法上也并未引入形象权。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符合形象权的定义,但由于我国在立法上并未设置形象权,所以此类行为的规制只能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商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条文中寻找。具体而言,人格权保护模式适合于保护与自然人姓名、肖像有关的人格利益,且姓名、肖像上没有附着著作权或者商标权;著作权保护模式适合于保护产生于作品中的形象,例如知名角色形象、虚拟人物形象等;商标权保护模式适合于保护与注册商标图形具有同样指向性的形象。但是,实践证明,上述进路在解决形象权纠纷案件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二、传统进路在涉及形象权纠纷案件中遭遇的困境
(一)人格权遭遇的困境

通过人格权来保护形象权,存在诸多不足:第一,自然人的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例如在“鲁迅纪念邮票案”中,鲁迅后人因浙江省邮电局和绍兴市邮电局擅自将鲁迅肖像用于销售的纪念邮票之上而将其诉至法院。在此案中,根据人格权的特征,死者的肖像权不能由鲁迅后人继承,死者的名誉权虽然能延伸到死后但被告并没有对其实施侵害,这使得原告的权益没有应获救济的依据。第二,人格权受到损害的经济补偿有限。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对于侵害肖像权和名誉权的财产责任方式是赔偿损失,但以抚慰为主、补偿为辅,是一种精神性损害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赔偿往往是象征性的,难以和侵权人的非法获利相当,也很难补偿形象权所承载的商业价值的损失。例如刘翔诉《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一案中,被告未经许可将刘翔的照片用于杂志封面,二审法院最终判赔人民币二万元,显然,与刘翔正常的肖像使用许可费相比,这是一个非常象征性的数字。第三,人格权很难涵盖肖像之外其他身体部分的权利,比如,现在电视广告中出现了一些“手模”和“腿模”,如果其他经营者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这些“手模”和“腿模”形象营利,在人格权范围内很难使“手模”和“腿模”形象的主体受到救济。第四,人格权不能保护与权利人相似的形象因素。例如,某公司雇佣一个和周杰伦长相相似的人做商业广告,但并未明示其为周杰伦,这种行为显然侵害了周杰伦形象权中包含的商业利益,但是在现有的人格权范畴中同样无法得到救济。第五,人格权不能涵盖具有人格指示功能的物品,如刘翔的签名、姚明的球衣、贝克汉姆的足球等,当这些物品被商业化使用时,能收到与使用所指向的形象主体的姓名、肖像相似的效果,但却不能受到人格权的保护。
(二)著作权遭遇的困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是侵犯著作权行为。但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确有创作一件美术作品,他人对该作品进行仿制、并在假冒签名后出售;另一种就是制作、出售的假冒某作者署名的美术作品事实上不存在对应的真品。对于第一种情况,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无疑;对于第二种情况,则属于本案中的情况,是否构成侵犯著作权,存在很大的争议。事实上,通过著作权来保护权利人并不存在的作品,在逻辑上很难令人信服,但舍此又难以保障权利人确实受损的民事权益。除了用著作权保护姓名权益在理论上的不顺畅外,用著作权来保护形象权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某些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的知名形象因为不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而得不到著作权的保护,如作品标题、标志性短语、“不抛弃、不放弃”的台词片段等。这方面较为著名的案例是“五朵金花案”。云南曲靖卷烟厂未经许可将“五朵金花”作为商标使用,被《五朵金花》电影剧本的作者告上法庭。二审法院最终认为,《五朵金花》剧本是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五朵全花”四字仅是该剧本的名称、是剧本的组成部份,不能囊括作品的独创部份,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作品的要素,不具有作品属性,不应受著作权保护,因此,被告不构成侵权。事实上,经过电影的放映,“五朵金花”四个字已经在一般人心中和五个美丽活泼的白族少女形象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被告正是利用了“五朵金花”形象的商业价值而获利。“五朵金花”因为不符合作品的条件而不能得到保护,体现出著作权在保护形象权方面的局限和不足。
(三)商标权遭遇的困境
在温州蓝猫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诉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联华超市温州南国连锁店商标侵权案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和被告的蓝猫商标是否构成相似成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一二审法院都指出,双方的商标就图形本身而言并不构成相似,但是由于双方的蓝猫图形均源自《蓝猫淘气3000问》中的蓝猫形象,因此会给熟悉蓝猫形象的消费者造成混淆,因此双方的商标构成实质相似。必须指出,该案的两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定具有很大的创新魄力。事实上,严格按照商标侵权的判定标准,认定本案两个视觉上并不相似的商标构成混淆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两审法院均通过与蓝猫形象的一致性架起了两个本来不相似的商标构成混淆的桥梁,通过形象一致认定被告侵犯原告的商标,最后用商标法保护了原告的形象权。本案的判决成功的维护了形象权,但是,商标权并不总能维护形象权,更多的时候,商标权也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无奈:第一,并非所有的人格形象都能注册为商标,比如人的表情、动作、动态造型等。第二,将形象注册为商标的类别总是有限的,而侵权人如果注册相同形象的商标在其他类别,就会给权利人的维权带来很大困难;第三,在大多数情况下,形象权的主体往往并不从事商品经营活动,而按照商标法的规定,注册商标的主体必须是从事相应经营活动的主体。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一种新的思路
为了克服传统路径的局限,人们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即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救济形象权。事实上,就保护顺序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对前几种模式属于“最后一道防线”。侵权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将其享有的形象进行商业化牟利,违反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属于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畴。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对于人格权标志要素的商业利用行为,在不存在对应的实体权利制度时,反不正当竞争法通常能发挥作用。例如,英美法系国家反不正当理论中存在盗用原则(mis-appropriate doctrine),主要用于对未经权利人许可攫取或侵占其商业利益的行为提供救济。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保护形象权方面,仍然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适用反不正竞争法要求形象权的主体与被控侵权人构成同业经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不正当竞争者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条规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主体限于经营者之间。因此,当作家、演员、体育运动员等名人的肖像、姓名、作品等被他人擅自进行商业化使用时,如果狭义地解释“经营者”,就会使得作家、演员、体育运动员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之外而难以得到保护,反之,如果承认作家、演员、体育运动员等主体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营自己人格形象的商业权利,换言之,承认他们的经营主体资格,就能使他们在无法得到人格权、著作权和商标权保护时最终还能获得反不当竞争法的保护。例如,在王跃文诉王跃文(原名王立山)等著作权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王跃文”署名在文化市场上已具有标识利益,能够直接指向原告本人,被告通过虚假宣传的行为造成了消费者在两个王跃文之间产生混淆,构成了不正当竞争。通过该案,法院不但认可了署名的标识利益和形象之间具有指向性联系,而且确认了职业作家可以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主体。
可见,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形象权纠纷,能够避免传统模式的诸多弊端。相较人格权而言,能够充分保护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名人的肖像、签名以及其他有人格指向的符号,并使权利人获得较为实质的经济赔偿;相较著作权而言,能够保护那些没有达到作品构成标准,但又与作者作品密切相关的元素;相较商标权而言,能够覆盖不能为商标侵权判定标准所覆盖的混淆相关公众的侵权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指向性是在诉讼中判断具体行为是否侵犯形象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具体来说,就是要看该形象是否足以令消费者迅速联想到其所指向的主体,即是否能造成公众对形象来源的混淆,包括消费者误认形象利用者的商品是由形象权利人提供,或得到权利人的许可或有其他商业上的联系等等。换言之,没有引起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形象权纠纷,不构成不正当竞争。那么,在孙悟空形象案中,如果原告主张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请是否能得到法院支持呢?笔者认为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原告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所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形成于1987年,而被告的网络游戏“西游记”形成于20多年之后,相关公众不会认为二者之间具有某种商业上的联系,不会形成混淆,因此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了解最新影视法律顾问,影视律师,影视传媒律师,影视合同,资讯,敬请关注北京影视传媒律师网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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